孝道被认为是我们的传统美德，类似的话一直在说，有时做为敬老的说教，有时作为批判的论证。2012年修订并于2013年7月1日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》因将“常回家看看”条款入法而激起千层浪。该法第十八条规定：“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，不得忽视、冷落老年人。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，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。”有人认为过去是美德而现在成了法律，又将“孝”的传统美德与“破败”的现实联系在了一起，似乎有美德尽失的味道。
美德的维系，除了人性向善的一面，外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视。作为“孝”道的传统美德，自然也不例外。它不是仅凭借礼乐教化就能够做到的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上的家族主义和严刑峻法息息相关的。
我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，一切权利都集中在他的手中，家里包括子女、妻妾、奴仆在内的所有人丁都要听命于他。家长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。在一个长幼尊卑鲜明有序、父权宗族观念极强的社会中，对最高权力者的绝对服从是再正常不过了。而且大家也都默许、接收这个观点，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一样的普遍真理。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孝”的解释为“善事父母者。从老省，从子。子承老也。呼教切。”大概有这样的意思：“孝”就是好好的服侍父母。这个字上面一个“老”下面一个“子”，可以理解为“子”要侍奉“老”。
“孝”就是侍奉父母，并且要绝对服从。要尽“孝”本来就不能区分什么对错，无论父母正确与否，都要去服从，这才是“孝”。其实，“孝”是件很难的事情。《论语》为政第二：“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难。”“色难”是说子女在父母面前要经常保持和颜悦色，是件难事。既然孔子早就这么说了，可见如果仅有等级权威如果没有制裁，很多约束人的东西都只能成为泡影，“孝”更是无从谈起。
如果将古代对“孝”的约束仅仅理解为宗族规约、社会习惯或者民间规则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春秋时期父权学说最盛，父亲是有权利杀死儿子的，而不问缘由。《史记》记载扶苏自杀的时候，说了句话：“父而赐子死，尚安复请”。这就是说，父亲让我去死，我怎么能再去求他呢？从这里也能看出来，父亲完全能够决定子女的生死大事。法律制度到后来有所发展，父亲要杀儿子得有合法的原因，而且不能擅自做主了，生杀予夺的大权被国家收回了。要制裁不孝之子的，需要通过司法机关来主张权利。
对于不”孝“的法律制裁形式也多种多样，徒刑、杖刑、流刑等，各个朝代有所不同。那时法律对这个问题不像现在还要承担举证责任、允许辩论，而是只要父母提出控诉，司法机关统统照准。虽然说要有合法的理由，即违犯教令，但具体做了什么事情、情节轻重与否，都不重要，结果都一样受刑。就事实来看，遭受刑事处罚的不孝子，基本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就被视为违犯教令，或者就单凭父母的意愿而不论子女如何。看看唐代的法律规定《唐律疏议》：
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，徒二年。谓可从而违，堪供而阙者。须祖父母、父母告，乃坐。
【疏】议曰：祖父母、父母有所教令，于事合宜，即须奉以周旋，子孙不得违犯；“及供养有阙者” ，礼云“七十，二膳；八十，常珍”之类，家道堪供，而故有阙者：各徒二年。故注云“谓可从而违，堪供而阙者”。〔四〕若教令违法，行即有愆；家实贫窭，无由取给：如此之类，不合有罪。皆须祖父母、父母告，乃坐。〔五〕
对不孝之子的刑罚要国家支配，那么如果父母杀了他，会怎样呢？父母若因子女不孝而杀死子女的，其所受到的刑罚，相对于杀死别人而言则要降低一定等级来处罚，也就是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。如果不孝得太过了，或者子女罪大恶极就是该死之人，即使杀了他，通常也可不承担罪责。
由此看来，历史上的法律如此严厉，封建礼法如此约束，若是不孝，代价实在是太高了。
2015-3-16